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于某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2026/11/6 18:19:31 浏览数:103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6)青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甲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法定代表人:周某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效奎,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弘煜,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乙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法定代表人:周某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哈成堂,上海兰迪(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于某,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
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于某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青01民初14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某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3.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某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无视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片面采信瑕疵证据,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
一、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由某甲公司履行至合同解除和工程款结算。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双方盖章确认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公函和会议纪要,主观推定“某小区”地下车库、1#、2#、3#、4#楼、北侧商业、南侧商业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否定某甲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某甲公司提交的《某公司支付明细表》及银行回单证明,某乙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某甲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44464950.06元,某乙公司未向于某个人账户支付任何款项。某甲公司为推进案涉工程建设,自行支付了大量材料费、机械租赁费和劳务费等合计16312247.70元,以上支出的发票备注栏均载明案涉工程名称为“某小区”或“某小区”。某甲公司因某乙公司拖欠工程款,已被下游供应商起诉并被人民法院划扣款项19639865.47元,该事实亦能证明某甲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三、某乙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或银行流水,证明其曾直接向于某支付过工程款。某乙公司称“按于某指示支付”,本质上是承认案涉所有款项的最终控制方仍是某甲公司,且某乙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其没有直接向于某支付工程款。工程款收取和支付是认定实际施工人身份的核心标志。某乙公司与于某之间既无付款事实,又无收款凭据,故某乙公司主张于某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基础。某乙公司为证明其已支付工程款,提交了《某工程抵款的房源明细》,但不论某甲公司是否认可该以房抵款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其交易结构均是以某甲公司为相对方进行的。此行为本身亦证明,在某乙公司的认知中,某甲公司才是案涉工程款的真正权利人和合同相对方。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三条规定并未否定工程合法承包人的原告资格。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人民法院均明确,认定工程实际施工人需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且必须形成“存在无效合同基础+资金投入+施工管理”的完整证据链,单一证据无法作为认定依据。本案不存在无效合同关系,且于某未投入资金,也未组织施工管理和独立收取工程款,不符合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标准。一审法院仅凭《内部承包责任协议》复印件和《询问笔录》,即认定于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以此为由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认定事实错误,缺乏法律依据。
五、裁定驳回起诉解决的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问题,不涉及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确认。一审法院在认定“某甲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于某,于某进行了实际施工”时,涉及对转包合同关系的效力和实际施工人身份的判断,实质上已属于实体审理。一审法院在程序审查阶段对案件实体事实作出认定,却未按照实体审理的要求组织充分举证、质证和辩论,也未对认定的事实进行充分说理,在程序上构成重大瑕疵。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应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写明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理由。一审裁定中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仅有结论性表述,未展示一审法院从证据推导出事实和结论的过程,既损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也有违司法公开和公正的基本要求。
某乙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于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第一loz某乙公司提交了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甲与于某签订的《内部承包责任协议》,一审庭审中,就该《内部承包责任协议》的真实性,某甲公司表示需要和周某甲进行核实。但截至一审裁定作出之日,某甲公司未提交任何书面情况说明或反驳证据,应当视为其对《内部承包责任协议》的真实性默示认可。第二,于某在《询问笔录》中自述其与某甲公司之间系挂靠承包关系。该笔录系公安机关依法制作,于某作为被询问人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具有较高证明力。第三,某甲公司的副总经理和股东周某丙在《询问笔录》中自述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于某,该陈述系某甲公司高管对本案核心事实的自认,效力及于某甲公司。第四,谭某作为第三方材料供应商,其在《询问笔录》中自述和于某商谈好,该证言客观反映了于某作为案涉工程实际负责人的事实。第五,某乙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价值61881491元的房产抵款大多数系按照于某指示,将房产签署在于某指定的第三方名下。某甲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此从未提出异议。且某乙公司选择向于某指定第三方进行以房抵款的行为本身,恰恰证明在某乙公司的认知中,于某才是案涉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第六,在挂靠关系中,发包人通常将工程款支付给被挂靠人,再由被挂靠人转付给挂靠人,这是挂靠关系的基本交易模式。本案中,某乙公司将所有工程款均付至某甲公司账户或按某甲公司指令支付,正是按照挂靠关系的交易惯例进行付款,恰恰证明于某是挂靠施工的实际施工人。第七,某甲公司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中,于某不在名单之列,印证于某非某甲公司员工,而是外部挂靠人员。第八,另案生效裁判文书均已认定案涉工程由于某挂靠某甲公司实际施工,该认定的事实具有法律约束力。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证据链,共同证明于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某甲公司仅系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此外,某甲公司提交的垫付证据,仅能证明其作为“资金通道”支付了款项,与其主张的垫付120000000元相去甚远。该证据证明某甲公司并未实际投入资金,仅是名义上的承包方。政府主管部门公函和会议纪要中将某甲公司列为施工总承包主体,是基于施工合同备案的形式记载,而非对某甲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实体认定。
二、某甲公司以人民法院划扣款项来证明某甲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成立。
第一,某乙公司仅认可人民法院划扣款项的真实性,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仅凭某甲公司单方陈述及划扣凭证,就认定这些款项系因案涉工程而产生。第二,即便该扣划款项确与案涉工程相关,亦是某甲公司违法行为的直接法律后果,不应转嫁给某乙公司。第三,某甲公司遭受的损失应根据《内部承包责任协议》向于某追偿,而非向某乙公司主张工程款。第四,人民法院划扣事实本身不能证明某甲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某甲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是因其违法出借资质,允许于某以其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而非因其实际施工。
三、某甲公司关于某乙公司自身行为能够否定于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身份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一,如前所述,某乙公司不向于某直接付款,恰恰印证了交易各方对“于某是挂靠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某甲公司是被挂靠人”这一事实的共同认知。某甲公司不能将某乙公司基于交易惯例的付款行为,曲解为某乙公司对某甲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认可。第二,某乙公司虽未向于某直接付款,但按于某指示将价值61881491元的房产抵给第三方,说明某乙公司认可的工程款权利人是于某,而非某甲公司。
四、某甲公司主张于某不符合实际施工人认定标准,不能成立。
第一,《内部承包责任协议》名为内部承包,实为借用资质,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于某基于该无效协议实际施工,符合“存在无效合同基础”的认定前提。第二,于某在《询问笔录》中自述工程上的费用全部由其自行垫资,其通过案外人账户支付了2118150元劳务工资、材料款等费用。第三,材料供应商谭某明确指认于某是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于某以某甲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和组织施工,某乙公司按于某指示办理以房抵款等事实证明,于某实际组织案涉工程施工和进行现场管理。第四,于某未独立收取工程款是挂靠关系的交易惯例决定的,一审法院不能因为于某未直接收取工程款,就否定其实际施工人身份。
五、某甲公司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
第一,人民法院在驳回起诉民事裁定书中仅需就驳回起诉的理由进行说明,无需对全部证据的举证、质证过程进行详细论述。一审法院在裁定中已就认定“于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某甲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核心事实和理由进行了说明,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条件时,有权对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和认定,这并非实体审理,而是对起诉条件的法定审查。
某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95700047.91元;2.判令某甲公司在某乙公司欠付工程款95700047.91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某乙公司退还某甲公司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2000000元;4.判令某乙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986717.51元(以95700047.91元为基数,自2024年6月2日起,按国家某部门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45%计算,暂计至2025年11月23日,最终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5.判令某乙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虽由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某乙公司提交的《内部承包责任协议》《询问笔录》及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可相互印证,证明某甲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于某,于某进行了实际施工。在合同实际履行中,某乙公司也以房屋折抵工程款的形式向于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某乙公司与于某形成了事实承包关系。现于某对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撤场时签订《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并不认可,故案涉工程款应由于某主张,某甲公司主张权利属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55234元,退还某甲公司。
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30日,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某甲公司承建“某小区”地下车库、1#、2#、3#、4#楼、北侧商业、南侧商业建设工程,签约合同价为200000000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约定,某甲公司进场一周内向某乙公司提供2000000元履约保证金。二审中,经向双方核实,某甲公司并未交纳该保证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约定,某甲公司自愿接受价值15000000元的抵房,抵房价格按市场价下浮300元/平方米后执行。一审中,某乙公司称,抵房金额为61881491元。某甲公司称,其附条件认可给劳务公司抵房的18603723元,对其余43277768元均不认可,认为上述公章系伪造,于某与某甲公司并无关系。
2024年5月30日,某乙公司委托青海辩理律师事务所向某甲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要求某甲公司在接到本函后七日内无条件退场,移交工程设施和资料,并与某乙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支付等工作进行协商。某甲公司于2024年6月2日向某乙公司出具《关于解除合同回函》,同意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出双方在30日内确定工程量、工程款的结算金额并支付,并商定退场、交付工程设施、资料等事宜。
2025年7月9日,某丙公司就案涉工程出具了《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审定案涉工程结算总造价为135684375.91元,其中无争议造价为130720383.66元,争议造价为4963992.25元。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均在该《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上加盖公章。
另查明,某乙公司主张某甲公司与于某之间系挂靠关系,并提交保存于手机中的《内部承包责任协议》作为证据。该《内部承包责任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2日,甲方代表人处有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甲的签名捺印,乙方代表人处有于某的签名捺印。二审中,某甲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某甲公司的公章、周某甲的签字亦不是本人所签。
再查明,基于案涉工程的材料款给付等问题,本省三级法院已作出多份生效裁判文书。2022年9月29日至2025年12月29日,人民法院依据上述生效裁判文书扣划某甲公司账户资金合计19639865.47元。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重点系某甲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某乙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的主体是否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某甲公司基于其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提起诉讼,有明确被告及具体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且,某甲公司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与某乙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起诉的主体条件。故,某甲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某乙公司,主体适格。且,某甲公司与于某之间是否为挂靠关系和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属于实体审理范畴,需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查明。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于某与某甲公司之间确为挂靠关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一条并无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的限制性规定。也即,法律并未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以某乙公司与于某形成事实承包关系,案涉工程款应由于某主张为由,否定某甲公司的诉权,无法律依据。
综上,某甲公司关于本案应予受理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青01民初141号之一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伦
审 判 员 张满成
审 判 员 何翠萍
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小涵
书 记 员 秦玉琴